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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文物考古述略

时间:2018-11-09 16:55:29 来源:固原博物馆馆刊2012 作者:杨宁国 浏览量:71

  一

  彭阳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六盘山东麓,1983年从固原县析置。这里3万年就有旧石器时代人类在沿红、茹河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建县二十多年来,彭阳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截止目前,馆藏文物近4000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9件,二、三级文物827件。经调查发现各类古文化遗存294处,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4处,居宁夏之首。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彭阳县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风俗及其社会生活的历史形态和发展变迁,凸显了自身的鲜明风格和浓郁的区域特征,为研究中华远古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实物依据。

  2002年、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组织专家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领域资深专家黄蔚文的带领下,到彭阳进行实地考察,在茹河流域的岭儿、刘河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4处、湖泊遗址1处。调查中采集到古人类石制品80余件,主要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石片、石核等类型,石料为燧石、灰石岩和石英岩。由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决定了材料的可对比性,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较少,其年代结论主要建立在岩性分析和层位对比上面。因此,依据断崖地层和暴露出的石制品、地质地层分析确定该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地质年代大约与宁夏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相同,距今2.7——3.2万年。岭儿、刘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宁夏南部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将固原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前推了2万年左右[1],说明宁夏南部是我国早期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

  198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遵照国务院相关规定,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区古文化遗址进行系统地调查,当时称为文物普查。就彭阳新石器考古文化而言,征集到了一批珍贵的文物,主要有彩陶罐、陶钵、陶盆、陶鬲、陶壶、陶杯以及石斧、石刀、石磨盘、玉璧、玉围圈等。发现90多处主要的文化遗址,著名的有店洼打石沟、新集海子、刘庄、上蔡等遗址[2]。这些遗址大多发现于川、塬、坡地及河谷二级台地上,这里依山傍水、避风向阳、土地肥沃,易于发展农业生产,居民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为研究彭阳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5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对彭阳县打石沟、刘庄、海子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3],其目的是了解与海原“菜园遗存”相类似的文化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分布范围和流源。打石沟遗址现存面积7万平方米,文化层1—2米。调查中发现房址2处,地面和墙壁均抹草拌泥、白灰层用于防潮。遗址周围分布大量的灰坑、灶坑、陶器、石器等;陶器均采用泥条盘筑法手工制做,器物多为泥质橙红陶,纹饰以篮纹、麦粒状竖绳纹、附堆加纹和素面为主。其时代属马家窑文化“店河——菜园遗存”中期;刘庄遗址现存面积200平方米,文化层1—2.5米。调查中发现一座顶、壁、地面都完整保存的窑洞式房址,屋顶呈拱形、现存厚度1.2米,最高处离居住面2.4米,屋顶弧形下延与墙壁吻接。墙壁及居住面从上到下先抹一层厚0.2厘米草拌泥,再抹一层白灰层,厚0.15—0.8厘米,表面平整光滑。该窑洞式房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窑洞式房址之一。遗址表面散布大量的红、灰加砂陶片和少量的石器等,纹饰以篮纹、绳纹、素面为主。其时代同属于马家窑文化“店河——菜园遗存”中期;海子遗址现存面积4000平方米,文化层1—2.5米。调查中发现遗址分居住区和墓葬区,相距40米。采集到的遗物非常丰富,陶器有双耳罐、长颈单耳罐、小口瓮、单耳陶鬲等,制做方法仍沿用泥条盘筑法,但有些器壁明显地出现了轮修的旋线,纹饰以篮纹占主导地位。石器有磨制精细的石斧、穿孔石刀、石棒、石凿等,还有少量的骨器。时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

  尽管彭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没有经过科学系统地考古发掘,给我们认识其文化属性带来不便,但通过大量地实地调查,较为系统地梳理出彭阳新石器时代发展的脉络[4]。城阳乡沟圈出土的细泥红陶钵、陶罐属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7000多年,这也是彭阳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实物资料,仰韶文化除隆德页河子遗址发现外,其他地区均未发现,仰韶文化在固原地区没有得到充分地发展,而是先后为马家窑系统文化和齐家文化所取代。在所发现的文物遗存中店洼打石沟、新集刘庄、罗洼石沟、冯庄小寺、王洼驮水沟、城阳陈沟、红河上王等等属马家窑文化“店河——菜园遗存”中晚期遗址。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竖穴土洞为主,多为单身屈肢葬。陶器以中等体量的小口罐、单耳罐、双耳罐最多,均为平底器。制法是泥条盘筑法,未见慢轮修整。以夹砂陶居多,且以篮纹为主要纹饰。居室为半地穴式窑洞为主,这种四壁下部基本垂直、上部呈内收势,逐步起弧形,顶部呈穹隆形结构形式,居室面均涂抹“白灰面”,并经过打磨、平整、光洁、坚硬。这种因地凿穴,技术简便,坚固耐久,结构栖架高、空间大、通风、采光、封闭安全、防寒避暑的原始窑洞居址的发现,是新集刘庄遗址考古调查中的重要收获。其文化属性通过与毗邻地区新石器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常山下遗址下层为代表遗存的诸多文化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彭阳新石器时代遗址属马家窑文化“店河——菜园遗存”,但与马家窑文化属文化传统迥然有别的两个考古学文化体系,是一支农牧并重、崇尚俭朴、盛行篮纹素陶的土著文化,以清水河、泾河、茹河上游为分布中心,是从当地远古文化中发展成熟,又从中孕育出齐家文化的主体,应当是齐家文化的前身,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明显受到其东部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巨大影响,从而产生了菜园类型所缺少的鬲、斝、盉等三足器新的文化因素。齐家文化遗存以新集海子遗址为代表在彭阳分布更为广泛。有的地方遗址分布很密集,几乎和现在的村落一样,这是由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氏族组织进一步繁荣,人口比以前有了很大增加的缘故。由于这时的居民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从而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除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陶器外,还有房址、陶窑、储藏谷物用的窖穴和氏族公共墓地等。石制的生产工具磨制的比以前更加精细适用,陶器主要以高领折肩罐、夹砂深腹罐、双大耳罐、鬲、碗、盘、豆等为典型,颜色以桔黄、桔红色为主,磨光和素面多常见,有少量的篮纹、麦粒状绳纹等。开始采用慢轮修整方法制做少量的陶器,使器物器壁厚薄均匀一致,美观大方。陶鬲,是当时一种典型的炊煮用具,上部似罐,下部有三只空心锥状足,这样既可以是陶鬲放置稳固,又可以增加鬲的容积,增大于火接触的面积,加快炊煮的过程。随着经济生活的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丰富起来,用于束发的骨簪以及可以佩戴的骨串珠、绿松石等饰品大量发现。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财富的增多和私有制的发展,加剧了贫富分化和阶级的产生。原始社会晚期居民,改变了以前以母系为血缘纽带的氏族制度,变成以父系为血缘纽带,齐家文化的墓葬,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十分突出,有的随葬几十件各类陶器和玉璧、玉铲、玉锛、玉围圈等精致的礼器,有的只随葬少量的陶器和石器。这表明此时同一氏族成员,生前占有生活用品的多寡以有了很大的差别,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已经发生,随着这种差别的不断扩大,氏族的财富日益集中在氏族酋长及显贵的手中,原始社会就在这种分化中逐步趋于瓦解。

  二

  先秦时期,彭阳为强大地游牧民族义渠戎居住地。史书记载,西周的统治势力和文化未逾陇山(六盘山)到达固原、彭阳一带。1981年,固原中河乡孙家庄发现西周墓葬一座[5],墓中不仅出土了铜簋、铜鼎等中国传统器物,而且出土了车轴、当卢、马衔等车马饰件和装饰品。但这是件孤例,在学术界很长时间未引起关注。彭阳在1984年文物普查过程中,在新集乡马旺堡发现西周早期陶鬲[6]和兵器青铜戈,尽管未考古发掘,缺乏地层资料,但至少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西周文化确实波及此地,为证明周文化逾越陇山和周统治势力波及固原提供了又一旁证。

  春秋战国时期,彭阳处在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存在着发达的青铜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彭阳青铜文化分布地点大量地被发现、清理和发掘。在沿战国秦长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北两侧地区广泛分布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北方系青铜器”,以其丰富内涵,独特风格成为本区域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研究“北方系青铜文化”不可忽视的区域之一。长城北部分布有白阳镇的白岔、中庄;草庙乡的张街、米塬、马洼;王洼镇的赵沟;罗洼乡的郭阳洼;交岔乡的苋麻。长城以南分布有白阳镇的赵沟;古城镇的王大户、郑庄、硷沟门、羊方;新集乡的白草洼、白林、谢寨等。经过科学发掘的有张街、王大户、中庄3处。根据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的组合等分析,这些墓葬的时代基本处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

  1983年,在红河乡出土“二十七年晋”铭文戈[7],长21、援长13、内长8厘米,援的断面呈菱形,中部起脊,内上有一穿及透雕纹饰,戈为长胡三穿。胡部阴刻铭文“七年,晋上(尚)容大夫”,“七年”为魏安厘王二十七年,为战国晚期。1984年,新集乡白林村发现一座墓葬[8],竖穴土坑,无葬具,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足高头低。出土器物17件,有兵器铜矛,车马饰件和装饰品虎噬羊纹牌饰、鸟纹牌饰等。其中虎噬羊牌饰最为精美,虎作伫立状,长颈细腰,尾巴下垂,通体肌肉突起,表面磨光镀锡,怒目圆睁,居口张开,衔一只曲体小羊,羊作奔跃挣扎状;1987年,草庙乡张街村发现墓葬[9],出土器物160件,有兵器戈、镦,生产工具鹤嘴斧、锛,装饰品人驼纹铜扣饰、羚羊牌饰等;1988年,交岔乡官台村发现一座墓葬[10],为竖穴土坑墓,殉葬牛羊马头骨。出土青铜器、骨器30多件,有兵器戈、矛、铜柄铁剑,车马饰件和马镳、悬舌、饰件等骨器;1991年,原刘塬乡刘塬村发现一墓葬[11],为竖穴土坑墓,距地表4米,有牛、羊、马头骨同时伴出,出土青铜器58件,有生产工具锛、刀,兵器短剑、矛、镞等,车马饰件铃、马衔、节约、当卢等,装饰品鹿形饰、带扣等;1992年,交岔乡苋麻村出土青铜器72件[12],有生产工具锛、鹤嘴斧、锥,兵器短剑、矛、镞,车马饰件马镳、当卢、节约、车轴饰等。同年[13],原崾蚬乡白岔村、古城乡店洼村分别出土青铜器14件、25件,有兵器戈、镦,车马饰件铃、车辕饰、马衔等;1993年,原沟口乡白草洼发现一墓葬[14],出土器物17件,有兵器矛,生产工具鹤嘴斧,车马饰件杆头饰件、车辕饰等;1998年、2007年、2008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在草庙乡张街村[15]、古城镇王大户村白阳镇中庄村[16]进行全面的钻探和发掘,共发掘墓葬16座,出土器物上千件,有兵器戈、矛、铜柄铁剑、铜剑,生产工具凿、锛,车马饰件当卢、铃,装饰品虎形牌饰、鹿牌饰、变形鸟形饰等。

  彭阳发现的青铜文化墓葬,无论是经过科学系统地发掘还是零星清理,其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土洞墓,洞室底一头高,一头底,呈斜坡状,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本地区独有的墓葬形制,兴起于西北黄土高原,其主要依据是模仿墓主人生前所居的窑洞形式营造的,墓室中有30度的斜坡。墓室中陪葬大量食草动物马、牛、羊骨,动物的骨骼并不是全体,而是选用头骨做为代表,有时配有蹄骨,每墓从几具到几十具不等,最多达50多具。葬式为仰身直肢,头低足高。墓主人且头的方向朝东(个别有朝东)的特点,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否是民族学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出土的他们有崇尚日月的信仰?出土的器物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征,主要以青铜器为主,其余为骨器、玉器、铁器、陶器、石器等。有些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在北方其它地区所鲜见,典型代表有铜柄铁剑、双直棍马衔、铜铃、鹿形牌饰等。特别是铜柄铁剑出土,将铜铁融为一体,说明当时的戎民族已经掌握了先进铸造工艺。根据对王大户人骨的研究,人体的主要特征性指数属北亚蒙古人种的范围之内,与新石器时代的人群体质学特征完全不同,具有东亚蒙古人种的特点。生活在彭阳的戎民族与周围其他民族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与毗邻的鄂尔多斯高原和东临的秦国和中原地区,因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交往通道逐步畅达,交流范围不断扩大。所以这里出土的青铜文化不仅受到来自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影响,与之形成了文化上的交融对流发展,而且也汲取了来自东部秦国及中原华夏族的文化因素。几种文化因素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交汇地带,呈现出了聚合与交融的现象[17]。

  尽管墓地的时代和人种等都得到了较为准确地断代和鉴定,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盘山周围的广大地区是西戎民族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而围绕固原、彭阳一带主要生活的是义渠戎和乌氏戎,那么,王大户墓地到底埋藏着西戎族的哪一支?自今困惑着考古工作者和文史学者。张街、中庄、王大户墓地尽管经过了科学地发掘,积累了大量田野考古资料。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在本区域内尚没有发现过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民族活动过的生活居址,以考古遗存来说,最能反映人类生活动习性的莫过于人类废弃的遗址,这对我们认识和确定民族的属性带来了极大地困难和挑战。只有通过简略地文史资料,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的组合来大致模拟当时民族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存环境等。

  依据《史记•匈奴列传》、《史记•正义 》、《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并参照清代学者王国维《观堂林集•鬼方昆夷猃狁考》和梁启超《饮冰室全集•史记匈奴列传名义考》等前人研究考证表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我国西北方的主体民族是西戎族。最初他们生活于青海河西走廊一带,自商开始向东迁移,翻越陇山(六盘山)而居。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异军突起,军事实力日益强大,对居于西北的戎族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攻伐,使其活动区域不断缩小。到战国中晚期,残存有义渠、大荔、乌氏等少数戎族部落,以义渠戎最为强大。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诈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并“筑长城以据胡”,从此强大的义渠戎国被秦所灭,固原、彭阳一带纳入秦北地郡的管辖范围。东西横桓于彭阳中部长城遗址[18]就是这个时期修建的,全长为62公里,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

  战国晚期,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灭义渠戎国,在今古城、新集一带肇置朝那县,彭阳已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09年7月,为配合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彭阳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新集乡小河湾遗址,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考古调查和发掘[19],初步表明,该地点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期重要的聚落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经过小面积的发掘,发现了多处遗迹,其中包括房址、壕沟、道路、水井、陶窑、灰坑和4座墓葬等。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主要有袋状铲足分档鬲、平档鬲、瓮、釜、罐、盆以及建筑材料云纹瓦当、绳纹大板瓦等;铁器主要以生产工具为主,有铁锸、犁铧、斧、削等。11月26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遗址进行了考察、论证,小河湾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保存较好的大遗址。由于该遗址的规模和丰富的遗迹、遗物的发现,以及遗址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对今后研究战国至汉代王国制向郡县制的转变和宁夏彭阳秦汉时期的县置状况,探寻该地区秦戎文化面貌以及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都将提供珍贵的线索。出土的袋状铲足分裆鬲及方形、长方形坑和较多动物碎骨等文物与西戎文化有一定关系,但该遗址秦文化的特征较为明显,如秦式釜、平裆鬲、罐、盆等陶器,铁制的各种生产、生活工具等均是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是否暗示着小河湾遗址为秦人居住遗址。同时依据文献分析,其极有可能是西汉时期正式建立朝那县前的过渡聚落遗址—朝那邑(塞),因为这一区域同样具备承载一个秦汉县级建制的地理优势。

  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其建置承袭前制,彭阳时属北地郡朝那县。秦始皇为了加强和神化皇权,确立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祭典制度,将名山大川作为典故,择时进行祭祀。位于古城镇海口村北6公里处的东海子水库就是秦汉时期在西北地区设立的国家级祭祀场所,即朝那湫祠遗址[20]。这里四面环山,库容面积373万立方米,目前已淤面积40万立方米,流域面积约10平方公里,水面宽约一里,长三里,面积约1600亩。水库东南有一小山丘,高约50米,即“湫东冈阜上直祠设像”之地,今已辟为农田,面积约50亩,文化层厚度1--2米,分布和散落着秦汉至明清各个时期的砖块和瓦片。2007年11月,在这些砖瓦堆积层中,发现残碑一方,仅存“□那之湫”等十余字,该残碑的发现,为东海子是秦汉时期朝那湫渊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将原属北地郡的一部分设安定郡,郡治今固原,领高平、朝那等21县,朝那县治今古城镇。现遗存朝那古城址一座[21],保存较好,平面呈长方体,东西长682米,南北宽480米,占地面积32.7万平方米。城墙残高2--13米,基宽14米,夯土层14--20厘米。沿城墙外四周辟有深3、宽20米的护城壕。1985年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古城区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如朝那铭文鼎,1979年出土,素面,高23、口径17.5、耳高7、腹径23.5、足高9.2厘米,子母口,方形附耳,鼓腹圜底,三蹄形足,腹部饰凸棱一周。鼎身刻有铭文三段:“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今,二斗一升,乌氏”;“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错金银铜羊,1974年出土,通长8.5、高6.2、宽6.4厘米,重665克。一公羊前肢后屈,后肢前屈左平卧回首状。用细如丝发的金银线镶嵌羊身,如同毛状花纹,金光银彩交相呼映,显得生气勃勃。同时出土具有秦汉建筑特点的绳纹大板瓦、小筒瓦、卷云纹半瓦当,陶水管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县境内发掘和清理了多处两汉时期的墓葬,且集中分布在沿红、茹河南北两岸的山坡地带。古城北山汉墓群,分布面积10万平方米,现存墓冢9座。1983年固原县文物站与宁夏博物馆联合发掘1座墓葬[22]。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的砖砌多室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耳室组成。出土器物主要有黄釉陶仓、绿釉陶井,陶狗、陶鸡以及铜刀、骨管、五铢钱币等。该墓为合葬墓,因被盗扰,葬式不明,为东汉早期。1997年10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和县文物站联合由发掘清理墓葬3座,由于早年被盗,无出土器物,但墓葬的形制和1983年发掘的墓葬基本相同。从其墓葬的规模和出土的器物分析,此处应为贵族墓地,为确定汉朝那县址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1989年城阳村沟圈村村民在修庄取土时发现墓葬4座[23],3座已被毁坏,1座保存较为完好。墓葬形制为券顶砖石墓,坐西向东,葬式不明,墓室长2.7、宽0.94、高1.7米。出土器物为泥质灰陶罐、壶、灶以及铜镜等。1991年6月,在城阳乡杨坪村河沟组抢救性清理墓葬一座[24],墓葬形制为土坑横穴洞室墓,坐北面南,墓道局部被淤泥填塞,墓室长3、宽1、高1米。人骨及葬具腐朽,葬式不明。出土器物有泥质灰陶罐、壶、灶、甑等,铜釜、铁剑以及五铢钱币。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分析,该墓属西汉早期。

  彭阳境内的汉墓,出土了众多的精美文物,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除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外,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实证了当时彭阳经济、文化、风俗等社会发展状况。彭阳两汉墓葬中目前发现的西汉早期的墓葬较少,且随葬器物大多为陶器以及少量的铜器、铁器、钱币等,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此时,北方匈奴民族崛起,且日益强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特别是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掠人民畜产甚多”,前锋直指汉都长安 ,震惊朝野。更造成边地生产力水平下降,人口下降,这在发现的西汉早期墓葬中表现更为明显。到了西汉中晚至东汉早中期,彭阳发现的墓葬,结构主要为带斜坡墓道或阶梯形墓道的砖砌多室或单室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出现了较为丰富的釉陶,铜器等。反映出彭阳一代社会经济发展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除大型墓葬为,还发现数量较大的、形制结构较为简陋的土洞墓和砖石墓,随葬品贫乏,主要为简单的陶质生活明器和为数不多的铜钱币等,这些墓葬代表了下层百姓的生活状况。

  四

  北朝、隋唐时期,彭阳的文物与考古在宁夏占有重要位置。境内出土具有极高文物考古价值两方墓志,但墓葬形制遭到严重破坏,给认识研究当时墓葬的形制、葬俗带来不便。1984年对新集乡石洼北魏墓和2010年对新集乡海子塬北魏墓的科学考古发掘,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极大地丰富了本地北朝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1964年在今白阳镇姚河村发现的“北魏员标墓志砖”开固原北朝考古之先河[25]。墓葬形制破坏,仅存墓志一方,该墓志砖呈长方形,长36、宽16.5、厚6厘米,铭文竖写阴刻,共7行116字,题为“兖岐泾三州刺史新安子员世墓志铭”,志文简略的记载了员标的籍贯、家世和生平事迹,落款为“大魏景明三年岁次壬午”,景明三年即公元502年。该墓志是我国出土的时代较早的墓志之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上品,是我国书法艺术从篆隶向行楷转化过程中,魏书形成中的标准魏体铭刻。

  2001年,在新集乡姚河村出土一方墓志[26],灰砂岩石质,上方为圆弧形,下为方形,带一覆莲形底座,高36、宽27.5厘米。圆形碑额正中竖刻篆书“墓表”二字,正面隶书阴刻志文,共8行72字。志文为“秦故领民酋大功门将、袭爵兴晋王司州西川,梁阿广以建元十六年三月十日丙午终,以其年七月岁在庚辰廿二日丁酉,葬于安定西北小庐川大墓茔内,壬去所居青岩川南卅里”。据表文内容可知,这块墓志制作于十六国时期的前秦政权建元十六年,即公元380年。这是宁夏目前境内出土时代最早的墓志,具有较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1984年3月,宁夏固原博物馆对新集乡石洼组的北魏墓[27]进行了发掘,墓葬2座,均坐北面南,两墓封土东西相距8米。其中一座保存较为良好,全长44.76米,由封土、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六部分组成。封土之下发现两座土筑房屋模型。墓葬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随葬品,其中以陶俑为大宗,有100多件,另有陶质狗、牛、鸡等畜禽和陶质仓、灶、磨、牛车等模型,以及陶盆、罐、钵等日用陶器150多件。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于封土堆下的两座土筑房屋模型,皆为长方形。其中一座模型仅剔出略有倾斜、前高后低的瓦垄,放置在过洞上方与地面平行处,意为模拟门楼。另一座模型为夯土筑成长方形后剔成房屋模型,长4.84、宽2.9米,顶部为两面坡式,有前低后高的瓦垄,屋脊仿砖砌,中央略低,两边略有翘起,两端置鸱尾。正面刻出门和直棂窗,门在中部,左扇关闭,右扇半开。整个房屋正面及顶部涂成白色,门窗和椽头涂成朱红色。两个房屋模型之间由第二个天井连接,这种组合恰好似一完整的院落。依据汉魏隋唐墓多仿墓主人生前居所的考古定论推测,该墓葬不失有仿墓主人生前所居的完备形式,使其成为死者灵魂享有生前饮食起居的意义。这一出土开同期考古发现的先河,在全国尚属首例。数量众多的陶俑出土,是该墓的又一大特征,种类有武士俑、风帽俑、文吏俑、乐俑、侍女俑、甲骑具装俑等。在组合中延续了十六国晚期直至西晋陶俑的形式,以牛车为中心随葬甲骑具装俑、武士俑、风帽俑、文吏俑、乐俑、侍女俑的出行仪仗群,其中甲骑具装俑是反映了十六国以来的新因素[28]。

  2010年7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在新集乡姚河村海子塬发现北朝、隋唐墓地,面积月10万平方米。其中北魏墓葬1座,规模较小,墓葬形制为竖穴土洞“横室”墓,平面形状呈铲状。由墓道、墓室构成,墓葬全长4.60米。棺木南北向置于墓室西部,棺木朽蚀,但轮廓清晰,棺形状平面呈梯形。仰身直肢葬式,头向南,面朝上,左手置于腹部,两手各持1枚波斯银币。出土遗物较少,有陶壶、灯碗和陶钵铜带饰、萨珊俾路斯银币、棺钉等。其中,出土萨珊俾路斯银币 2枚,圆形略残,仿制,直径2.6厘米,重3.7克。正面因打压图案较模糊,偏外侧有一周斜菱形纹,中部为萨珊王侧面头像。王冠下有一周连珠纹装饰,前有一新月,冠顶有翼状物 起,再上部为一新月托圆球纹,超出斜菱形纹。肖像前自下而上半周铭文,是一种草写的古波斯帕勒维文。背面的图案与正面的图案正好垂直,偏外侧亦有一圈斜菱形纹,中央为拜火教祭坛,祭坛上有燃烧的三角形火焰纹,其左侧为一五角星,右侧为一新月。祭坛两侧立两名抽象化的祭祀,相对呈拱手状。祭祀的头部和面部不清晰,双腿和身躯圆圈纹构成。其右下亦有一行帕勒维铭文,应是铸币地点的缩写。萨珊俾路斯银币在彭阳的出土,极大的丰富了研究丝绸之路的畅达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

  发掘清理隋唐时期墓葬21座,墓葬规模不大,多未经盗掘。大部分坐北朝南,方向130-150度之间。墓葬形制主要为竖穴土洞“横室”墓、竖穴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构成,少数有封门,墓葬长5—6米。葬俗以单人葬居多,合葬墓相对较少,其中合葬墓中双人葬占绝大多数,还有一座三人合葬,似为二次迁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少数则为侧身屈肢葬;葬具均为木棺,棺用铁钉钉合,其中有2座墓葬有棺椁。海子塬墓地出土遗物数量相对较少,器物以陶器、铜器为主,出土少量的瓷器、铁器、银器等。器形有陶罐、钵 ,铜带扣、铜镜2面,其中四神仁寿铭带镜,制作精美,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主纹饰,外区一周铭文,铭辞是:“仙山并照,治水齐名,花朝采艳,月夜流明,龙盘五瑞,鸾舞双情,传闻仁寿,始验销兵”。同时出土少量的隋五铢、开元通宝、海贝、铁刀、锄头等器物。

  海子塬隋唐墓虽规模不大,且属于庶民墓地,但在彭阳尚属首次发现,解决了彭阳考古文化序列中隋唐考古的缺环。同时,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长城郡,以县属原州,大业二年(606年)改长城县为百泉县,其故址位置大致在彭阳新集乡姚河一带,但确切位置至今未能找到。隋唐墓地的发现对寻找和确定隋唐“百泉县”故址及其历史沿革提供了新思路。

  佛教是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区域,十分兴盛。当时的彭阳,先后由后赵、前秦、后秦、夏等政权统辖,佛教的传播已比较普遍了。

  彭阳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佛教文化流入传播的必经之地,留下了较多的佛教遗迹。常湾北魏摩崖造像[29]位于小岔乡吊岔村常湾组南1公里处由西向东流的浦河支流,造像刻凿于15米高的石崖处。共刻凿造像7尊,“一”字摆开,分布面积约20平方米,均有拱形龛,居中造像较大,高0.3、宽0.25米,内容为一佛二菩萨,一供养人。一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高肉髻,身着交领袈裟,双耳垂肩,双手合十于腹部,两眼微闭。两旁为二胁侍菩萨,头戴花冠,上着长衫,下着长裙,跣足而立。佛龛左下角雕刻一供养弟子,做单腿跪状,左手扶膝,右手呈托盘状。左侧三尊中,一尊雕刻为柳叶形佛龛,高0.3、宽0.21米。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高肉髻,面相模糊,着袈裟,双手置于腹部,掌心向上。两尊雕刻三角形佛龛,高分别为0.17、0.22米,底宽分别为0.17、0.21米)。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面相模糊,着袈裟。右侧雕刻两拱形佛龛,高分别为0.24、0.16米,宽分别为0.16、0.13米。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高肉髻,着袈裟,双手置于腹前,掌心向上。造像多处有题记,尚不清晰,从右至左可辨“貟显进造、和平二年(461年)”,“弟子,三月廿九日,石佛图造,”“弟子貟卫起,供养侍。”等字迹。1981年[30]和1985年[31]在新集、红河乡出土的两批石刻雕像、金铜造像,其中一件落款“建明二年”的铭文造像碑,堪称精品。这些造像或陈设在寺院,或作为家内供养的偶像,是佛教偶像崇拜的艺术独创。其艺术风格一部分具有印度犍陀罗造像的特点,另一部分则具有北魏前期鲜卑化的褒衣博带式的秀骨清相和后期汉化逐渐丰腴敦厚的特点,其形象、服饰变化明显,反映佛教在彭阳的汉化过程。这些造像,通过工匠巧妙地布局,表达出整体时空概念,加上繁丽的雕饰和娴熟的技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方特点。不仅证实了北朝时期佛教在本地的流行情况,而且也为我国佛教艺术增添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五

  宋元时期,彭阳地处宋和西夏交界地带,中央政府对边地的镇戎、德顺、环庆地区实行特殊的、以军事为主要特征的军政体制。即军、城、寨、堡、关的一套体制。彭阳境内城、堡、寨、关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军事设施烽火台分布广泛。北宋以修筑城寨作为与西夏争战的主要手段,是随着宋夏对抗的逐步升级才得以确立的。至道元年(995年),遂建镇戎军城(今固原市),咸平二年(999年),宋廷收缩防线,弃镇戎军不守,在原秦汉朝那古城址设立东山寨,修缮并加以利用。

  咸平六年(1003年),修筑彭阳城[32],隶镇戎军。城址座西面东,依山以建,属土筑连山城,分山、川城两部分。城墙有重叠的夯土层,夯土层厚2━17厘米不等,夯窝密集,直径10厘米,历代都有修葺和加固。整个城址修筑时多在外侧取土,形成护城壕堑12米。山城呈等腰梯形,周长820米,残高9━13米不等,基宽9.1、顶宽3米。两腰筑有马面。川城呈近长方形,南北长675米,东西宽210━270米。开东西两门,上竖敌楼。城墙残高10━13、基宽9.1、顶宽1.7米。城墙顶部有女墙残存。城墙每隔100米左右筑一凸出墙外的马面,马面外出城墙6、宽4.5、高5.5米。近年在城内出土大量的遗物,有粗、细布纹砖瓦片建筑遗物,唐灰陶瓮、宋瓷碟,唐开元通宝、宋银及石狮等。同时出土《彭阳□□中新修石路记碑》一方,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2006年被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天圣五年(1067年)置平安寨[33](今城阳乡中学)。遗存的城址分南北两座,相距40米。川城呈梯形,东北━西南长280米,北宽200、南宽220米。城墙破坏严重,残高9、基宽8、顶宽1━2米,夯土层为7━13厘米。西南城角残存一马面,长40、宽35、外高9、内高6米。开东西城门,四周有护城壕,宽约10、深约2米。连山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320、东西宽160—200米。残高9、基宽7、顶宽2米,夯土层10厘米。西城墙每隔约60米筑一马面,内外各凸出城墙,长10、宽3米。东西开城门。山顶两条并列的护城壕宽各15、深4米。两城内出土的遗物有灰陶罐、素面灰陶片、琉璃瓦片等。1990年7月,两城交界处的东城墙外侧出土了70余枚北宋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铁质钱币。2006年被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庆历五年(1045年)筑城,置靖安寨[34](小岔乡耳城村耳城组)。遗存的城址属土筑连山城,依山而建,呈葫芦形,俗呼耳朵城。残存东城墙长1340米,西城墙1460米,残高10—18、基宽8米。城址由下而上分做四段,第一段城墙长400米,第二段至第三段相距80米,第三段至第四段约40米,第四段到城址顶部相距25米,并有一圆形土筑望台,原设敌台上有建筑。城址内有丰富的文物遗存,各种残陶片、布纹大瓦残片遍地散布。同时还出土青釉宋瓷,釉陶三足香炉等。2006年被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规模较大的堡、寨有马岗堡、乾兴寨、绥宁寨等并存有城址。

  北宋时期,彭阳境内的石刻资料更趋丰富,以传统的碑刻、墓志为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诸多方面。如:宋代的《东山寨修城碑记》1982年出土于固原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今古城镇古城村),碑紫砂岩质,通高1.60、宽0.79、厚0.09米,圆首方座,边缘四周线刻卷草纹。碑额正中小篆阴刻“东山寨修城记”。碑文楷体竖书阴刻,为东山寨酒税康湛书,乡贡进士□渐撰文。首行题:“东山寨□□□”。碑文残损严重,字体漫漶不清,凡23行608字(现藏固原博物馆)。记载了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增筑东山寨城(朝那古城)情况、宋与西夏军事形势及若干战事等。为研究朝那古城地理沿革、宋夏关系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彭阳城□□中新修石路记碑》,1992年出土于彭阳城址内,碑为紫砂岩质,呈长方体,长0.6、宽0.48、厚0.05米。碑面沿四周线刻方框,框内饰缠枝卷草纹。碑文记载了北宋早期彭阳城“倚山以建”其上楼台亭榭林立,“居民庐舍层层参差,隐若图画”居民安居乐业,百业繁荣的可喜景象。同时叙述因忙于战事,道路遭历年雨水冲刷,以破损不堪。庆历二年(1042年),西夏王李元昊欲取宋地关中,在天都山(今宁夏海原)点集厢军10万众,分东、西两路合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东路犯彭阳城,对彭阳城破坏严重,建筑圮倾。供备库副使镇戎军彭阳城寨主胡安戎临治彭阳,“百废修举”,始筑盘山石路,大植树木于西山,并常告诫畜主勿让牲畜践踏林木,保护森林植被,以防止水土流失,惠泽乡里。《宋故董府君墓志铭》1986年7月出土于古城镇古城村硷沟门组北宋墓葬中。志石为黄细砂石质,呈长方形,长0.95、宽0.70、厚0.11米。边沿四周线刻卷草纹。志额正中楷书阴刻“宋故董府君墓志铭”八个大字。志文竖书阴刻行体,笔法飘逸,圆润秀美,功力遒劲。除左下角残损12字外,其余基本完好。凡22行,满行28字,共498字。志文记述了墓主董怀睿(1010—1089年),从家贫经商到成为一方富豪的经历。赞扬他“性善好施,乐于助贫”的品德和他“治家有严,用爱必均”的长者风范,以及他“为人沉静厚重,非善人长者不与之交”的操守,体现了他为人处事的伦理道德。志文“国朝元丰四年,兴师灵武,每率军须未闻少有难色”,是这方墓石的价值所在,他参与了这一重大宋夏战争。文字尽管简略,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有关宋夏灵武之战的第一方墓石。除次之外2000年出土《王普墓志》和2005年出土宋代《仇氏卖地契》等碑刻。诸如此类,拾遗补缺,修订正史,弥足珍贵,是难得的地方志史料,对研究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10年7月在新集海子塬发掘宋墓1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洞墓,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由墓道、墓室构成,墓葬全长5.76米。墓道四壁面垂直,做工精细,墓道北壁由上到下刻有四组几何纹饰,组与组之间用双线隔断,第一组两边四个×形纹饰,中间用◇菱形纹相套而成。第二组用竖条纹Ⅲ。第三组用Ⅴ三角纹套成。第四组纹饰和第二组相同。墓室两壁内收和顶部相接呈半圆拱形顶,墓室东西两壁由上到下刻有两组纹饰,组与组之间用双线隔断,第一组用Ⅴ三角纹套成。第二组用八字形纹和竖条纹Ⅲ。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西。葬具为一椁一棺,椁板内侧有彩绘,东西两侧板各有三组花饰,南北档板各有两组花饰,花饰采用白、黑、橘红三种颜色,应为梅花,白色圆点花瓣,黑色圆点花芯。出土器物有塔式罐、祥符元宝等钱币。

  北宋时期,随着佛教日益中国化,石窟造像一般都肃穆端庄,感情内向稳中,追求“超凡”、“绝尘”、“脱俗”的思想境界。这一时期开凿的无量山石窟[35],融合了圆雕、浮雕、阴刻等多种雕凿艺术手法。造像体形圆润,线条流畅活泼,栩栩入生,尤其对衣褶、眼神等刻划细致入微,创造出一种具有敦厚含蓄、优美健康的艺术形象,它为研究宁夏地区北宋时期佛、道融合与发展以及石窟雕凿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石窟分东西两窟,相距200米。东窟窟顶呈穹隆形,进深0.8米。3尊主佛并排而坐,居中为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面相清瘦,高肉髻,身着袈裟,右手伸二指指天,左手扶膝,嘴微动,做说法状。在莲花宝座的束腰处雕三力士双手上挚,以示承托。居右为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着袈裟,眼微闭,神情庄重肃穆,双手相迭置于腿部,做禅定印。莲花座束腰处雕两头相向而立的雄狮以承托。居左为弥勒佛,双腿倚座,面相丰韵饱满,阔鼻大耳,笑容可掬。着袈裟,两耳垂肩,足踩分枝莲花,双手扶膝。在三尊主佛像左侧4米处,为一道教护法神——北帝造像(无量祖师),高1.6米,右腿平放于圆台上,左腿弯曲下垂,足踩形似翘首挣扎的蟒蛇。左手扶膝,右手呈握剑状,怒目而视,神态威严。右侧2米处有一未完成造像,高1米。其右下伫立一小像,头已残,残高0.65米,为胁侍弟子。

  崖壁铭刻题纪两处,一处文字漫漶,难以识读,另一处竖阴刻文字三行,左刻“天圣十年”,右刻“张行□□”,中间一行模糊不清。从题纪可知,此窟开凿于宋天圣十年(1032年),距今970年。西窟造像20尊,一线排列在距地面高0.9、长8.2米的石崖上,造像最高0.8、最低0.38米。造像内容为一佛二菩萨、十六罗汉、一供养人。保存较完整者有7尊,其余有不同程度的毁损,且均在头部,轻者毁面,重则无头。但造像姿态分明,衣褶清晰可辨。完整者有的闭目养神悠闲自得;有的手捧经卷,俯首诵经,形态各异。距地面约2.6米处有一题纪:“景祐二年四月十二日刘绪等公修罗汉人……”。由此可知,此窟开凿于公元1035年,距今967年。 无量山石窟实为摩崖造像,但其具有石窟造像的特征,它仍属石窟艺术的范畴。从无量山石窟未完成的多处造像分析,

  北宋时期,彭阳地处宋、夏对峙的前沿阵地,战事频繁,僧人或逃或亡,以致于无量山石窟未完成便草草作罢。仅管如此,它仍不失镶嵌在宁夏南部山区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1988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

  明清以降,彭阳的文物考古渐趋弱势,仅于2010年在新集海子塬发掘隋唐墓地时清理清代墓葬2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单人仰身直肢葬式。出土器物有单耳黑釉罐、黑釉双耳罐和“嘉庆通宝”钱币等。明清虽墓葬发掘较少,但地面不可移动文物和传世文物则大量遗存。坐落于冯庄乡小湾村牛湾组的璎珞宝塔[36],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为仿木结构七层八角楼阁式空心砖塔,通高20米,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第二层背壁正中嵌长方形石匾。中间双阴线镌刻横书“璎珞宝塔”,右竖刻“发心功德主张侃高氏”,左竖刻“嘉靖三十年二月初一日立”。 塔室采用厚壁空心式木构楼层结构,塔室内西面高约4米处设一佛龛。顶部的八面收分上雕琢“  (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道教阴阳八卦图。璎珞宝塔是宁夏南部山区现存的唯一一座确有纪年的明代古塔,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它为研究明代儒、释、道三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融合渗透及其演变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1988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白阳镇罗堡村发现的亭阁式石刻墓塔[37],比例协调,古朴典雅,别具风格,在宁夏尚属首次发现。阿文陶香炉,属固原境内首次发现的回族伊斯兰文物,对研究本区域内回族历史、习俗、信仰、书法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清代乾隆二十六年状元王杰行书中堂、左宗棠行书四条屏等书法为馆藏文物中的精品。

  历经二十多年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彭阳历史文物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时代的诸多古文化遗址、遗迹的发现,重要墓葬的发掘和绚丽器物的出土,见证了彭阳悠久的历史,承载着厚重的彭阳历史文化,展示了博大精深的区域文化,对深入了解彭阳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它既是一部物化了彭阳发展史,也是源远流长的彭阳历史的重要见证。

  参考文献:

  [1]、杨宁国:《旧石器时代惊险彭阳 固原人类活动史前推2万年》《宁夏日报》2003年5月19日;《宁夏彭阳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3日。

  [2]、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管会、文化厅:《文物普查资料汇编》1986年。

  [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固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4]、 [18]、[20]、[23]、[24]、[29]、[32]、[33]、[34]杨宁国主编《彭阳县文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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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36]杨宁国《彭阳的文物与古迹》《宁夏史志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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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杨宁国《宁夏彭阳县出土北魏员标墓志砖》《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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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第9期。

  [28]、罗丰《20世纪宁夏考古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2年第8期。

  [30]、固原县文物站《固原县新集乡出土一批北魏佛教造像》《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31]、杨明《宁夏彭阳红河乡出土一批石造像》《文物》1993年第12期。

  [37]、杨宁国《彭阳县明代亭阁式石刻墓塔》《宁夏文史》1999年第15辑。

  作者系彭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副研究员